1960年的时候，美国有个挺出名的记者叫埃德加·斯诺，他离开中国都快20年。这一年，他又一次来到了中国这块让他心里一直惦记着、放不下的地方，还又和老朋友毛主席见上面了。
斯诺跟毛主席久别之后又重逢了，他心里攒了好多话想跟毛主席说。在俩人唠嗑的时候，斯诺提到了一个人，还对毛主席讲：“我特别想见见我那位尊敬的老朋友王牧师。”
毛主席弄不明白，斯诺说的那个“王牧师”究竟是谁，他一下子还真想不起来有这么个人物。
周恩来总理经过仔细调查后了解到，那个“王牧师”在5年前曾经被抓过，并且跟周恩来总理以及毛主席之间有着很深的渊源。
后来毛主席才记起来，就对陈赓讲：
我这才搞清楚，跑去瓦窑堡商量国共合作这事的密使，原来就是护送斯诺的那个“王牧师”，其实，他就是把我三个孩子抚养长大的董健吾，这人在党内可真是个挺特别的存在。
斯诺能不能顺利见到那个传说中的“恩人”？这个“王牧师”和毛主席、周总理之间到底有啥渊源？
【“红色牧师”】
1927年11月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在上海组建起来了，一般都简称它为中央特科。这中央特科是由周恩来直接负责领导的，洪扬生、陈赓、顾顺章担任科长这一职务。
过了两年，董健吾进到中央特科里面去了，主要承担起党的秘密情报以及联络相关的工作。在这之前，董健吾一直在国共两边来回奔走，而且还得到了国共两党的认可。
董健吾是1892年在江苏青浦（现在属于上海市）县城东门棣华桥那边出生的，他家是基督教世家。他22岁的时候考上了圣约翰大学，在大学里专门学的是神学。
1925年9月的时候，董健吾33岁，他被圣彼得教堂聘请去当第五任牧师了。
就在那一年，董健吾认识了地下党员浦化人。浦化人挺欣赏董健吾的性子，就邀请他去冯玉祥的部队当随军牧师。随后，董健吾便跟着浦化人一块儿到了郑州，进了冯玉祥的部队里头。
董健吾这人性格挺豁达的，学问也挺丰富，冯玉祥特别认可他。在部队里，董健吾不光是随军牧师，还担任着冯玉祥的英文秘书，另外还是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宣传处的秘书长。
董健吾在冯玉祥的部队里踏踏实实地过了两年安稳日子。到了1927年的时候，蒋介石和汪精卫这俩人先后都叛变了革命，搞起了反革命政变，到处去抓捕、屠杀共产党人。
冯玉祥的部队里也不太平，开始排查藏在里头的共产党人，就那么一下子，大伙都觉得自个儿不安全了，董健吾也被列到嫌疑名单里头去了。
董健吾跟好友浦化人唠嗑的时候，一个劲儿地埋怨：“他们凭啥怀疑我，这也太没道理了，我要是共产党那该多好。”
浦化人很快就察觉到了董健吾的态度，打这以后，浦化人常常给董健吾讲党的政策啥的。而且董健吾本来就对蒋介石那些差劲的做法挺不满的，这么一来，董健吾就越来越瞧得上共产党。
浦化人瞅准了时机，跟董健吾挑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那是在1928年的时候，经浦化人和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张景曾的引荐，董健吾就秘密地加入到共产党里头了。在当时那种革命形势特别严峻的情况下，董健吾毅然决然地选择成为了一名实实在在的共产党员。
冯玉祥听到了些动静，就派人把董健吾请到自己住的地方。两人一块儿喝酒的时候，董健吾心里挺小心的，可还是不小心把饭桌上的酒杯给打碎了。
冯玉祥笑着讲：“就一个酒杯罢了，这都不算啥事儿，很小的事儿而已，不用放在心上。反倒是董先生的身家性命，那可得格外留意着点儿喽……”
冯玉祥接着就拿出一份电报递到董健吾跟前让他看，这份电报是南京国民党那边发过来的密电，上面说董健吾处境危险，还让冯玉祥马上把董健吾给抓起来。
冯玉祥心里明白，董健吾可帮了他不少忙，所以就打算把实际情况跟董健吾讲清楚，对他说：“咱俩在这儿分开，以后肯定还有再见面的时候。”
说完这话，他就给董健吾饯行。随后在冯玉祥的安排之下，董健吾就从郑州出发，平平安安地回到了上海。冯玉祥还对董健吾说道：“你可真是个怪牧师！”
董健吾回到上海后，还是在圣彼得教堂当牧师，并且借着牧师这个身份去做地下党的工作。
过了一年，董健吾进到周恩来负责领导的中央特科里面去了，他直接归陈赓领导，就这么成了在那种很隐秘的战线上面和敌人干仗的厉害角色。
董健吾为了方便开展工作，就在圣彼得堡教堂里头设计了新的出入口。他还专门给周恩来、陈赓配了钥匙。教堂里的工作人员，那都是中共秘密派过去的。这教堂可不单单是用来唱经布道的地方，还变成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
董健吾拿牧师这个身份来打掩护，给党办了不少事儿，这里头最神乎其神的，那就是“养着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三个孩子”，还有“护送斯诺”这两件事了。
后来的历史表明，董健吾帮忙促成的这两件事儿，意义可重大。
【抚养毛主席的孩子】
1930年，这是董健吾加入中央特科后的第二年。当时中共中央做出个决定，要在上海办一所幼稚园。为啥要办这幼稚园？就是为了收留和教养一些孩子。这些孩子都是有特殊情况的，有的是烈士的遗孤，他们的父母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有的是那些一直在南征北战、忙得根本没功夫照顾自家孩子的革命战士的子女；还有的是那些被国民党反动派关押起来，但始终宁死不屈的共产党人的孩子。
陈赓给董健吾安排了个任务，就是得办个幼稚园，办这幼稚园，资金肯定不能少。
互济会给拨了500元，可这钱压根就不够用啊。董健吾没办法，只好回了老家，把祖母留下来的田地遗产全给卖了，这么着才凑出来1000多元。接着，他就在上海戈登路（现在叫江宁路）441号租下了两栋石库门房子，之后又陆陆续续买了些生活用品、教学用品啥的。
1930年快结束那会，“大同幼稚园”就正式办起来，董健吾当时是以圣彼得教堂牧师的身份来当这个幼稚园园长的。
幼稚园刚开园没多长时间，就接收了三十多个小朋友，这里面有革命烈士彭湃的儿子彭小湃，还有蔡和森的女儿蔡转，以及恽代英的儿子恽仲希等等。
那时候董健吾忙着处理幼稚园的各种事儿，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还有毛岸龙，他们的日子可不好过，妈妈没了，爸爸也不在身边，过得挺悲苦的。
1930年11月14号那天，杨开慧坚决不向敌人屈服，最后在长沙浏阳门外的识字岭这个地方，英勇地牺牲了。
毛主席的弟弟毛泽民当时在上海干着党的地下工作，他心里惦记着在湖南的三个孩子，怕他们待在那儿会有危险，于是就托人把这三个孩子几经周折地带到了上海。
杨开慧她妈向振熙，还有嫂子李崇德，带着毛岸英哥仨儿，先给他们改了名儿，接着简单拾掇了下行李，一路上小心掩护着身份，最后才到了毛泽民在信里提到的那个地方。
毛泽民先是把孩子们安排在了泰安旅馆（现在是延安路33号）住下，随后就赶忙向周恩来汇报情况。汇报完后，就定下了把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这三兄弟送到董健吾开办的大同幼稚园，先让他们在那儿生活一阵子。
这一年，毛岸英是8岁的年纪，毛岸青刚好7岁，而毛岸龙还没到4岁。
1931年5月的时候，董健吾接到周恩来的命令，就从上海出发去汉口执行任务，这么一来，他就暂时没法管幼稚园那边的事儿了。这时候，是互济会的谭筱影来负责照料幼稚园里的那些孩子们。
组织有规定，为了保密，家属不能直接去探望孩子。外婆向振熙惦记着三个孩子的状况，就趁着孩子们在公园玩耍的当口，跟他们见了面。
毛岸英小时候跟外婆讲，他白天在幼稚园上学，到了晚上就和两个弟弟一块儿睡。他还说自己特别想妈妈，而且也还记得妈妈是咋牺牲的。
毛泽民有时候去看孩子们，那三个孩子常常会问他：“爸爸是不是也在上海？”
那时候毛主席正带着战士们搞反围剿斗争，而且是一场接一场地打赢了。但他的孩子，只能眼巴巴地承受着对父亲的那份思念带来的苦处。
真是倒霉事一件接着一件，毛家那三兄弟还没来得及见到爸爸，年纪小小的毛岸龙就得了腹泻性紧口痢疾，情况紧急被赶紧送去了医院。可最后也没能治好，就这么没了，真的太不幸了。这么一来，毛岸英和毛岸青就没了弟弟，俩孩子心里别提多难受了，往后也只能互相依靠着过活了。
董健吾回来以后，才晓得这个倒霉的消息，没办法，他只能给毛岸英、毛岸青哥俩更多的关怀照顾，好去安抚他俩受伤的内心。
那年，中央特科的顾顺章让人给抓了后就叛变了。董健吾之前和顾顺章有过接触，没办法，只能先找地方躲一阵子。再后来，大同幼稚园的保育员桂荷英出去后就没了踪影。组织担心这情况会危及孩子们的安全，于是就做了个决定，把大同幼稚园给解散了，让孩子们都各自回家。
毛岸英和毛岸青没地方去了，就被董健吾带回了他家。为了保证他俩的安全，董健吾一开始是带着这俩孩子住在松柏斋古玩店的，之后，又把他俩送到了自己前妻黄慧光住的地方。黄慧光，在这期间还接连搬了好几个住的地方。
毛岸英和毛岸青当时正是贪玩的年龄，还一口湖南话。董健吾怕他俩被人给发现了，就没让他们出去上学，而是不停地换住的地方，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他们读书学习。
一开始，毛家那俩兄弟的生活费全是靠地下党组织来给的。后来，地下党组织有了变动得转移走了，忙得没功夫再管他们这边的事儿了。这时候可能就是董健吾负责起他俩的生活开销啥的了。要是家里经济状况太差，手头紧巴得很了，他俩就去干点小零活，挣点钱来补贴补贴家里用度。
就这么着，毛岸英、毛岸青在董健吾家里一住就是4年多，好歹熬过了那段成天提心吊胆的日子。为了能彻底从危险里脱身，冯雪峰和董健吾商量后决定：得想法子把孩子送到苏联去。
得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不然俩孩子的生命安全就会受到威胁，只有走了，才能护好毛主席的孩子。
董健吾跟张学良一直有着不错的交情。有一回他去西安，借着给赵一荻送名贵彩瓷的契机，董健吾就问张学良说，能不能把家里的孩子们送到苏联去念书。
张学良很干脆地应下了这事，到了1936年6月的时候，张学良就主动去找董健吾，准备兑现自己之前许下的诺言。董健吾，先向组织请示了一下，等得到组织点头同意之后，就由冯雪峰来负责办理所有出国需要的手续。
6月快结束的时候，靠着董健吾和冯雪峰的一番努力，毛岸英、毛岸青哥俩坐上法国的邮船斯芬克司号从上海出发了，之后经过好些日子，最后到了莫斯科。
毛岸英和毛岸青接着就被送到了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诺儿第二国际儿童院，在那儿开始了他们在苏联的日子。当时，毛岸英是14岁，毛岸青是13岁。
多亏董健吾那次对毛岸英、毛岸青的抚养庇护，他俩才没受到啥伤害，这也让他们往后有了能回国和毛主席爸爸团聚的机会。
【护送斯诺】
董健吾在照料毛家两兄弟的时候，还办成了一件挺重要的事儿，就是把斯诺护送去延安了。
1936年1月的一个晚上，宋庆龄把董健吾请到自己住的地方，等董健吾坐下安稳了，宋庆龄就不紧不慢地讲了起来：
陕北那边最近来了封信，说苏区那边医生少，药也缺，盼着能派个医术厉害的大夫过去。还有个西方的记者打算去延安，想实实在在地把苏区的情况给报道出来，打破新闻封锁，好宣传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宋庆龄和董健吾说，医生跟记者的人选都定好了。医生是正在上海的美国医生马海德，记者是正在北平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就这么着，宋庆龄去找了董健吾。她知道斯诺是个挺有正义感的记者，可中共领导人是啥意见还不清楚。于是，宋庆龄就交代董健吾，得先去问问领导人的想法。
你好，我无法给到相关内容。
就因为董健吾说有个记者要来苏区，领导人立马就同意了。
宋庆龄在跟董健吾碰过面之后，立马就联系上了斯诺，对他讲：“记者先生，你去延安这事儿已经都安排妥当了。到四月份的时候，你就去西安的一家宾馆里等着王牧师，他会帮着你们前往苏区的。”
要是让斯诺从北平赶到上海来会合，接着再绕路去西安，这过程太麻烦了，而且安全方面也让人担心。经过一番考虑，宋庆龄和董健吾琢磨出个法子，就是让董健吾和斯诺各自出发，到西安去碰头碰面。
6月的时候，斯诺从北平出发去西安，对外说是去内蒙采访。他带的东西没多少，其中最要紧的就是地下党组织给他开的介绍信，还有用来跟人接头的半张名片，另外那半张在董健吾手上。
斯诺和董健吾以前压根就没见过面，那这信物就是他俩之间唯一能用来确认身份的东西，要是弄丢了，可就没办法确认身份喽。
斯诺先去了事先约好的西安旅社，在那儿等了几天。之后有个人，穿着灰色绸衣衫，上来就用英语跟斯诺打招呼，还说自己姓王，讲是孙夫人的朋友。斯诺听了就问：“您就是王牧师？”
斯诺正等着“王牧师”，这时候董健吾从衣服里掏出来半张名片，跟斯诺手里的那半张往一块儿一拼，这下斯诺可就确定了，眼前这人可不就是自己要等的“王牧师”。
董健吾和斯诺在西安的旅社里聊得挺热乎，董健吾那学识还有说话的派头，让斯诺挺欣赏。斯诺在《西行漫记》里是这么写的：
我觉着吧，就光去见那个姓王的人，我这西安之行就挺值的。我每天都得花四五个小时，听他讲那些有意思的事儿，还有他回忆过去的种种，另外还有对政治形势说得比较严肃的那些分析啥的……他在共产党人里头是叫王牧师这个名儿出的名。
没过多久，董健吾就领着斯诺去见张学良了，想着能不能搭乘张学良的座机直接飞到陕北苏区去。可张学良的私人飞机驾驶员是个美国人，张学良心里就犯嘀咕了，怕这事儿要是传出去了，准会给他惹来一堆麻烦事儿，所以就没答应。
董健吾挺能明白张学良的想法，就把原来的计划给改了，让斯诺坐着军用卡车，闯过一道道封锁线，奔延安去了。
之后的事儿大伙都知道，斯诺见到了毛主席，头一回给全世界如实介绍了共产党。这就让大家明白了，共产党压根儿不是外边传的那样，在老百姓心里，那可是“咱们自个儿的军队”。
斯诺跟毛主席成了好朋友，他写的那本《红星照耀中国》在全球都闹出了大动静。好多爱国青年还有一些友人，就是因为看了斯诺的这本书，都一股脑儿地往延安奔去，像很有名的医生白求恩就是这样的情况。
斯诺能去到延安，多亏了董健吾护送，这事儿在历史上可老重要了。
【寻找“王牧师”】
后来斯诺回美国去了，打那以后，他俩就再也没碰过面。不过斯诺可一直都记着那个给他印象老深的“王牧师”。
1960年的时候，斯诺已经有好些年没到中国来了，这次他又一次来到了这个让他心里一直特别向往的地方。毛主席可是他的老朋友，特别热情地接待了斯诺，还邀请他去天安门城楼那儿参加观礼活动。
斯诺对毛主席说：“我特别想见见我那位尊敬的老朋友王牧师，都过去好多年，也不知道王先生现在是个啥情况。”
“王牧师？”毛主席愣了一下，在脑海里找了找，却想不起有这么个人。
斯诺赶忙接着说：“就是好多年前送我悄悄去陕北苏区做采访的那个王牧师王先生。”
毛主席跟斯诺承诺了，说肯定会帮他把“王牧师”给找到。之后，周恩来总理经过一番仔细调查，这才搞清楚，原来那个“王牧师”就是曾经在中央特科干过事儿的董健吾。
想当年革命形势那是时刻都在变，董健吾本来是和潘汉年单线联系着的，可后来他俩失去联系了，打这以后董健吾就跟地下党组织也接不上头了。在那炮火连天、到处打仗的日子里，董健吾过得可艰难了，不过他也一直在战斗着。就这么着，最后盼来了新中国成立。
新中国成立之后，董健吾就一直在默默干着自己的工作，压根儿就没动过要去找谁的念头。
我这才搞清楚，之前去瓦窑堡谈国共合作的那个密使，就是负责护送斯诺的“王牧师”，其实就是抚养我三个孩子的董健吾。现在都解放了，可他倒好，自己悄悄藏起来了，我们这些老熟人，他一个都不联系，这人在党内可真是够奇特的。党内有两个比较奇特的人，一个以前当过和尚，另一个做过牧师，后来都把他们请出来做事了。
毛主席提到过的两位“奇人”，一位是许世友，另一位就是董健吾。
1961年春，陈赓去了上海，经由上海市委的帮忙，找到了老战友董健吾。在市委招待处的宴会厅里头，陈赓和董健吾都有好几十年没见着面，这一碰上，立马紧紧抱在了一起，还聊起了这些年各自的生活情况。
陈赓对董健吾的生活挺关心，他跟董健吾说：“我是受中央领导同志的委派，特意过来看你的。”
毛主席和陈赓挺关心董健吾的，后来董健吾当上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他跟党中央还有毛主席说，自己不要国家给补助的房子，而且一定会拼尽全力，接着为党的事业再多出份力。
可惜的是，董健吾跟陈赓再次见面后没多长时间，陈赓就去世了。
董健吾一直把精力都放在祖国的事业上，后来在1970年12月12日去世了。79岁的董健吾老人就长眠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里，周围是苍松翠柏。他的事迹也始终激励着后来搞革命的人不断向前迈进！